我深深覺得社會實踐需要很大的勇氣。
採取立場對我而言一直不是件容易的事,
對很多事情我總是喜歡以自己為軸心,雙邊論辯。
例如,我曾經覺得如今的媒體論述(又或者民進黨執政時期期的族群基調)往往透露出
以昔日攀附強勢論述的方式擁抱弱勢族群,視為一「發聲」的基礎;讓我感到「無福消受」!
但在另一方面,我又不禁想到,弱勢族群正由於是體制外的聲音,
若不藉著「大聲的」、「故意標新立異的」或「裝可憐」來闡述自己的悲情,
當權者是不是更容易置之不理?!
圍城事件一樣讓我產生兩造的矛盾:
人民對主權的渴切不應該全歸罪於政黨動員,
況且,這一次維安的規模恍如戒嚴的變調,
執政者不該僅點名誰該負責,而忽視「體制外」的聲浪,
又或者僅一再重申「簽協定並非賣國」來脫罪,
一味泯滅人民對兩岸關係的關切與急迫!
但反過來想,政府有鑑於張銘清遭推倒事件,
於是對陳雲林來台而戰備,
希望避免滋事而影響協議簽署(我得說,四項協議對「台灣人民」的影響我倒不那麼樂觀,至多,是嘉惠台商──那這可謂四項協議為國家與資本家的共謀?),
似乎又未嘗不能體會政府用心?!
搖擺的心,矛盾的思想,沒有立場的人。
犬儒,
我適合讀社會所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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